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历来都是以封闭化为主——教室是一个相对隐秘的地带，教师具有绝对的主导性，而学生往往处于从属地位。这就容易滋生“我的地盘我作主”的心态，失去有效的监督，教师的行为可能会走向极端，揪耳朵、用针扎、扔垃圾桶……这些虐童事件时常见诸报端，造成了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2年浙江温岭发生虐童事件后，给幼儿园教室安装监控的呼声日益强烈，一些学校也因此成为“先行者”，在教室里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实时记录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这对教师的从业行为起到了很好的约束作用，有助于幼儿教育更加科学、规范。

　　诚然，换位思考的话，安装监控确实会让部分教师有不被信任的感觉，透明之下也几乎没有隐私可言。然而，如果将教师的行为视为一种“履行公职”的话，那么“解除围墙”式的做法，恰是对其职业享有权利的部分限制。幼儿属于未成年人，其权利理应获得绝对的保护。除了印记明显的体罚之外，还有更为普遍但又难以被及时发现的“心理虐待”现象。因而，无论是出于对教师从业行为的评估，还是出于未成年人保护式的监督，打开手机APP实时监控都并非难以接受。

　　退一步讲，从技术上来看，即便学校不统一安装监控，也不缺乏相应的替代方案。比如拥有定位、打电话、远程录音等多重功能的智能儿童手表，如今受到了推崇并逐渐普及开来。基于此，很多专家认为，隐私权和开放透明之间并不矛盾，监控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安装”之争，而在于安装之后，如何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解决了“安不安装”的问题之后，对于如何使用也应该进一步规范。笔者认为，首先，学校应当设立实时监控和后续处理机构，对于监控视频资料的使用，要制定相应的保密规范，无论是在线观看还是事后查询，都应签订相应的协议，违反信息保密协议的，应接受处罚；其次，为了畅通学校与家长的交流，应当进一步明确家长委员会的具体职责，实行委托式或者协助管理视频资料的使用；最后，还应组建由学校、家长和教师共同参与的监督小组，定期召开协调和联席会议，公布相应的监控资料，进行必要的分析处理。总之，唯有学校和家长之间达成共识，并且共同参与监控视频的使用和管理，教育信任、隐私保护和有效监督之间，才不会自话自说难以调和。（堂吉伟德 作者系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