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规划的实现，要以语言沟通为前提。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德国时指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沟通很重要，国与国合作很必要。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语言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相通才能谈及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到60多个，所使用的国语及官方语约60多种。其中，我国高校教学尚未开设的语种有18种，只有1所高校开设的语种有20种，加起来占全部语种的近2/3，这还不算这些国家繁多的民族语言。而即使我国高校已开设的一些语种，语言人才储备也明显不足。

　　此外，虽然在政府交流层面英语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一带一路”建设必然深度介入沿线国家老百姓的生活，如基础设施建设必然涉及所在国的大量拆迁问题，如果不掌握当地语言，在宣传和解释中就会出现障碍。而且，对当地老百姓的宣传解释，包括在各种媒体和发布会上的宣传解释，使用当地语言可以收到更好效果。可见，语言服务和语言能力问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先行性，应加快解决语言人才奇缺和语言服务能力不足问题。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提高国家语言能力提出了紧迫要求。语言能力分为个人语言能力（母语能力、多语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各种职业、专业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行使国家力量时所需的语言能力，如在抢险救灾、反恐维稳、海外维和、远洋护航、联合军演、护侨撤侨及各种国际合作中，国家语言能力都起着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属于国家语言能力问题。广义的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公民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狭义的国家语言能力指国家层面在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各种国内外事务中所需要的语言能力。

　　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需要迅速构建相关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应急体系，这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种体现。应急体系与建立在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基础上的高校外语人才培养体系都是国家语言能力体系的一部分，两者相互补充，但不能相互替代。美国能处理500多种语言，但通过院校培养的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应急体系培养和储备的占大多数。因为有的语种用途范围较窄，甚至是单一用途，人才需求量少或需求急迫，设置专业进行培养，成本太高，或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我国来说，使用特殊教学法随时灵活培养急需的语言人才，或者采用语言志愿者方式，将志愿者放到相关国家和地区培养和储备，同时建立详细信息档案以便国家随时征用，都是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新途径。语言人才培养需要创新思维方式、改革培养机制，走协同创新之路。

　　当前，我国许多企业拟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和投资，但无语言沟通障碍的企业少之又少。开展“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工程，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

　　（杨亦鸣 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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